給東北案十三人的信

我只是一個平凡的教師，對你們被送入牢獄，非常憤慨，做不到什麼，也只能寫封信，讓你們知道，支持你們的人，其實很多。

我完全不認識你們，只在報章上讀過報道：是一群活潑純真的年青人，到東北農村作體驗學習，認識了村民，感受艱苦農村生活，受他們感動，尊重自然生命；政商要發展東北，見村民家園會盡毁，組織起來，為公義而走上抗爭之路，是很感人的故事。

你們一直都很和平理性，說道理，提建議，苦行一役，喚醒民眾關注弱勢村民苦況，很觸動。可惜政權強行通過法例，情急之下，闖進大樓抗議，就被一一關押，令人痛心。

無論官員或某些法律人士如何解釋，對我及很多朋友們，你們就是，為維護公義，因公民抗命而入獄的良心犯，是不容政權官員如何砌辭解釋，及法律精英如何瞓身護法，而會改變的。

有人認為有教師敎壞你們，父母縱容你們，使你們付出代價；他們都錯了，你們這些「行公義、好憐憫」的情操行為，反過來感染及教育我們，是好榜樣。

我是教師，不會因教出十優狀元而自負，更不希望學生只為上爬而忘卻公義，只期望他們在價值紊亂的現况中，能堅守民主、人權，為弱勢社羣而努力。

我明白，你們的父母及親友都會很傷心，不過，他們都會以你們為榮。

我知道，獄中的生活非常難過，不是靠幾句鼓勵同情說話就可捱過，希麼大家要堅守信念，你們的牢是為我們而坐，為崇高價值而犧牲。

2017.8.31 原文刊於明報副刊〈教育心語〉

求仁得不仁

這個多星期，聽到報導，瞥見影像，讀到評論，都淚盈於眶。臉書、群組的朋友，無一不為因追求公義，卻被送入牢獄的年輕人而悲憤。

這些年青人，不崇尚「四仔主義」，不投身金融地產，炒賣置富，不逢迎吹捧、鑽營上爬，不夠醒目，「非」香港仔，難以事業有成，位高權重。他們只會身體力行，為民主普選而奮鬥，為弱勢社群而發聲，正是「行公義、好憐憫」的好榜樣。

我們的威權政府，刻意把他們收監，以展示不夠「乖」的下場，更振振有辭，依法辦事，卻廻避責任，不理前因。

我尊重法治，被法律精英，教曉我什麽是rule of law, 不是rule by law。

我尊重傳媒，維護新聞自由，真的以為是三權以外的第四權。

確實很失望，大律師公會前主席、及《明報》社評主筆，都以為用超然中立專業的評論，說判入獄是「求仁得仁」，是維護法紀，最衰有人教壞你們。

求「仁」是爭民主、行公義，卻得到最「不仁」的囚禁。

我是教師，慣了對人，不是條文，亦可能太感情用事，卻做不到冷漠涼薄。

乖乖跪下求情減兩月，一臉正氣囚多半年，這是法治精神？而不是法、理、情的考量？
帶頭破壞三權分立的愛國領導、官員，竟然說要維護司法獨立。

我們都讀過歷史，遺臭萬年的，是被囚寃獄、為公義而犧牲的義士，還是施嚴刑峻法，視蟻民如草芥的霸權佞臣？

你以為我們做教師的，教學生要崇敬、作學習楷模的，是耀武揚威、專權獨斷的領導，還是被專政鎖在監獄的甘地、昂山素姬、曼德拉、馬丁路德甘？

2017.8.24 原文刊於明報副刊〈教育心語〉

也談舊日足迹

區家麟寫〈舊日足迹〉，探新彊北阿勒泰喀納斯湖，勾起了我的一些回憶。 

八十年代中，與同伴探古絲綢之路，由烏魯木齊出發，經天山北路到伊寧，回走中路，跨唐古拉山到庫車，再走南路，到和田、喀什。

當年，教師都趁長假，到國內遊歷，尋歷史印記；文、史、地的教師尤其熱衷，不怕旅途艱苦、住食惡劣，是一個刻苦經歷，一種磨鍊。當時沒數碼手機，相機菲林都很貴，要算定帶多少筒，每拍一張照片，都深思熟慮，更會拍些幻燈片，作教材之用。現在的年輕旅遊達人，會找各城市的十大吃買玩，食物先由手機咔嚓咔嚓的吃，很難想像。

七十年代初已回內地，仍要儲備糧票，用人民幣外匯券，沒有吃喝玩樂的旅遊感覺，是經歷和學習，閒走街頭市集，感受民生民風，穿梭湖泊山峰，驚覺大自然的奧妙。

那年，走天山北路，都只能坐擠廹不堪，烏煙瘴氣的公車，路的兩旁是無邊際的戈壁沙漠，途中要停下過夜的平房旅舍，沒浴室，大、小二便也只能在屋後草叢解決。一大房有八張碌架床，深夜，闖入五、六個彪形大漢，一身煙味汗臭，都是運貨大卡車的司機及工人。

當年，年青樸實，不懂厭惡，也不懼鼠叮蟲咬，只想着下一站是浪漫的賽里木湖，要停一夜，翌晨可以掏湖水，擦牙潄口，湖畔走一段，看飛翔水鳥，草原放牧的牛羊，才深深感受從沙漠到綠州的喜悅。

途中，常聽到北彊阿勒泰山區的美，及年青男女，乘伐木順風車，獨闖喀納斯湖之勇，應是像區家麟的大學生了。

2017.8.17  原文刊於明報副刊〈教育心語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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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改進沒一條方程式

因緣際會，於一九九八年，參與了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的學校改進計劃。

當時茫無頭緒，只好參考Henry Levin、Michael Fullan等學者的理論，大抵都是要有共識、有策略，目標可遠大，但要循序漸進，從小做起等等。

大學的支援，不能純靠學術權威，更應是憑證為本(evidence-based) 及數據推動(data-driven) 的 。當年資訊科技雖沒現今發達，亦未有大數據的名詞，但用Excel、SPSS分析量化數據，及透過訪談、觀察等等理解學校狀況，對學校改進非常有用。

當年的協作是自發自主的，並不是教育政策的要求，也不是為應付教改課改而出現；大學與學校，都在安全的環境、平等互重的原則下，找出問題，訂立共同目標、部署策略、逐步推行、檢視成果、再反思改進。

這樣的協作，是有意思的，因為從數據中找問題是為了學校的改進，不是作競逐比併，也不是為應付監察，不找待罪羔羊，學校各持份者的共識就容易凝聚，改進的阻力與誤解都相對較少。後來教改課改的點子如潮湧至，改進都是為了「應付」，不再「憑證」了。

這段早期學校改進，並不如理論所述，跟策略計劃就可以成功。以凝聚校內共同目標而言，很多時都南轅北轍。舉一例：學校的公開試成績近年持續下降，這是事實，但當共同探究如何改進時，有認為要加補課時間，取消大量課外活動；有認為此舉剝奪學生其他學習體驗；有認為只因學生懶惰，沒什麼可做。

所以，學校的改進，不是有一條方程式，也不一定是全校所有人都動起來，讓多個小組自發的就問題找改善方法，效果可能更好。

2017.8.10 原文刊放於明報副刊〈教育心語〉

教極都唔明

龐永欣引用了一個教經濟學「規模效應」的例子，解釋教師透過一條「好或壞」的總結式提問，得出一個集體答案，是無意的洗腦，沒幫學生思考。

我也教經濟，初出道時也有類似經驗。自以為很熟悉學科的概念，援例恰當，在黑板上邊畫圖，邊落力講解，大聲提問：「當價格下降時，需求數量是否增加？」全班轟一聲的說「是」。

學生大約是第二組別，很專注，努力聽講，大抵經濟科與日常生活多點相關，又不太多背誦，都好像很易明白。我教時亦很有滿足感，自我感覺良好。

測考成績出來，過半不及格，才戳破了上課時的良好感覺。

我又更努力的教一遍，但成績也好不了多少。為什麼如此簡單的價格與需求數量關係，都答不到，怎會「教極都唔明」！

經歷了數次打擊，才嘗試尋找學習失效的問題何在？

學生原來是如此想的：現實上，當漢堡包價格下降，他不會多買包，會去買薯條。我們當然可以大駡學生學得差，需求定律的定義也搞不明，但這真是他們的想法和體驗，而且他們的腦袋要裝的、要記的也不少，不只得一條定律。

教師自己熟習概念，很有條理，問題都極富引導性，指向正確答案，也就以為教得好，夠暢順；其實不理解學生學習的難處，及如何把難點用更多方法演繹，讓學生用更多過程時間(process time) 思考。

類似上述需要澄清概念(concept clarification) 的教學，教師的引導確實重要，但如何幫學生思考及鞏固(anchor)  ，才是有效學習。

不過現在又走向另一極端，全要學生自看資料，上課只討論的「自主學習」，也不恰當。

2017.8.03  原文刊放於明報副刊〈教育心語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