究其原因，有兩點：一是教師自己知識水平高，能力強，根本看不見、感受不到學習者的難點及難處，也就完全沒有易地而處的意識；二是在學習者中，總有部份人學得到，即有指標或標準，學不到就變成是落後者自己的問題，與施教者無關，而且人的某項能力被看成是常態分佈(normally distributed) ，有常模(norm) 就自然有高下之分，不達標就要「催谷」，也不明什麼是易地而處。
擁抱競爭、勝負、標準的管治「精英」，最喜把人的某項能力以數字排列，因可比較，分高下。美國「沒一個孩子落後」(No child left behind) 法案，其實是期望沒人在統一標準試「肥佬」、人人達標，導至狂操測考，甚至做假分數，與其標榜的重視個人智能，才華、特性，背道而馳。
香港的TSA，又是以科目成績是否達標，高下比較，作為教育效果的證據，如果是不需催谷操練的低風險測試，作為眾多教育過程的指標之一，也較容易理解，現在卻扭曲學習。不過，在小三做統一測試，毫無必要。
上星期世紀版，余詠恩女士寫的〈我女兒一年級為了TSA要學方程式〉，很觸動、感慨萬千。她道出了對一個初小孩童，教育目的及學習生活究竟是什麼的重要問題，以TSA測試帶導學習是否公道有效，更指出測試專家認為題目深、分數低沒問題，都可以找到「常模」、排高低，卻沒有易地而處，感受八歲孩子受操練測考煎熬、面對失敗、憂慮、痛苦的同理心。
2015.12.17 原文載於明報副刊版〈教育心語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