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學研究的反思 (上)

學者John Hatttie整理了數以萬計的教學研究成果,出版了visible learning (2009,2012)一書,譯成了多個版本,是近二十年最暢銷及最有影響力的教學書。其中一個原因,是集中研究哪些因素,有明顯證據數字,展示學習成果(achievements) ;最後總结出九百多個有影響的因素,分類為班級組合、課程組織、教學策略、以至師生關係等等,並以效應值(effect size)排優次,簡單易明,常被引用,以作為改善學生成績的依據。


及後,亦出了多本相關書籍,最新的-本,是2019年與Klaus Zierer 合著的visible learning insights, 提綱挈領式的列出精髓。


最吸引我的是書中第一章兩位作者的對談,非常有意思,深有同感,略述Hattie的回應:

()最重要的因素,是課堂上教師與學生接觸的教學行為,而不是學校的架構和條件,可惜,很多討論都放在後者。


() 差不多所有教學法皆有點正面效果,什麼才有最大的學習進步?這才是任何學校改進的衡量標準(yardstick) 。不過,2017年開始,已避免(refrain) 因素排序,因太多人以為簡單推行最高效果的因素,而摒棄最低的,便成;其實,沒一個因素是獨一的(unique) ,很多都是重叠 ,互為影響的;這些影響學習的因素只可大致分為高、中、低影響,更重要的是導至不同效果的深層理由和信息,各因素的排名只帶出興趣,現應聚焦於背後的故事。

其他的觀點,下篇再介紹。


2021.01.07 原文刊於明報副刊<教育心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