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仁得不仁

這個多星期，聽到報導，瞥見影像，讀到評論，都淚盈於眶。臉書、群組的朋友，無一不為因追求公義，卻被送入牢獄的年輕人而悲憤。

這些年青人，不崇尚「四仔主義」，不投身金融地產，炒賣置富，不逢迎吹捧、鑽營上爬，不夠醒目，「非」香港仔，難以事業有成，位高權重。他們只會身體力行，為民主普選而奮鬥，為弱勢社群而發聲，正是「行公義、好憐憫」的好榜樣。

我們的威權政府，刻意把他們收監，以展示不夠「乖」的下場，更振振有辭，依法辦事，卻廻避責任，不理前因。

我尊重法治，被法律精英，教曉我什麽是rule of law, 不是rule by law。

我尊重傳媒，維護新聞自由，真的以為是三權以外的第四權。

確實很失望，大律師公會前主席、及《明報》社評主筆，都以為用超然中立專業的評論，說判入獄是「求仁得仁」，是維護法紀，最衰有人教壞你們。

求「仁」是爭民主、行公義，卻得到最「不仁」的囚禁。

我是教師，慣了對人，不是條文，亦可能太感情用事，卻做不到冷漠涼薄。

乖乖跪下求情減兩月，一臉正氣囚多半年，這是法治精神？而不是法、理、情的考量？
帶頭破壞三權分立的愛國領導、官員，竟然說要維護司法獨立。

我們都讀過歷史，遺臭萬年的，是被囚寃獄、為公義而犧牲的義士，還是施嚴刑峻法，視蟻民如草芥的霸權佞臣？

你以為我們做教師的，教學生要崇敬、作學習楷模的，是耀武揚威、專權獨斷的領導，還是被專政鎖在監獄的甘地、昂山素姬、曼德拉、馬丁路德甘？

2017.8.24 原文刊於明報副刊〈教育心語〉

也談舊日足迹

區家麟寫〈舊日足迹〉，探新彊北阿勒泰喀納斯湖，勾起了我的一些回憶。 

八十年代中，與同伴探古絲綢之路，由烏魯木齊出發，經天山北路到伊寧，回走中路，跨唐古拉山到庫車，再走南路，到和田、喀什。

當年，教師都趁長假，到國內遊歷，尋歷史印記；文、史、地的教師尤其熱衷，不怕旅途艱苦、住食惡劣，是一個刻苦經歷，一種磨鍊。當時沒數碼手機，相機菲林都很貴，要算定帶多少筒，每拍一張照片，都深思熟慮，更會拍些幻燈片，作教材之用。現在的年輕旅遊達人，會找各城市的十大吃買玩，食物先由手機咔嚓咔嚓的吃，很難想像。

七十年代初已回內地，仍要儲備糧票，用人民幣外匯券，沒有吃喝玩樂的旅遊感覺，是經歷和學習，閒走街頭市集，感受民生民風，穿梭湖泊山峰，驚覺大自然的奧妙。

那年，走天山北路，都只能坐擠廹不堪，烏煙瘴氣的公車，路的兩旁是無邊際的戈壁沙漠，途中要停下過夜的平房旅舍，沒浴室，大、小二便也只能在屋後草叢解決。一大房有八張碌架床，深夜，闖入五、六個彪形大漢，一身煙味汗臭，都是運貨大卡車的司機及工人。

當年，年青樸實，不懂厭惡，也不懼鼠叮蟲咬，只想着下一站是浪漫的賽里木湖，要停一夜，翌晨可以掏湖水，擦牙潄口，湖畔走一段，看飛翔水鳥，草原放牧的牛羊，才深深感受從沙漠到綠州的喜悅。

途中，常聽到北彊阿勒泰山區的美，及年青男女，乘伐木順風車，獨闖喀納斯湖之勇，應是像區家麟的大學生了。

2017.8.17  原文刊於明報副刊〈教育心語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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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改進沒一條方程式

因緣際會，於一九九八年，參與了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的學校改進計劃。

當時茫無頭緒，只好參考Henry Levin、Michael Fullan等學者的理論，大抵都是要有共識、有策略，目標可遠大，但要循序漸進，從小做起等等。

大學的支援，不能純靠學術權威，更應是憑證為本(evidence-based) 及數據推動(data-driven) 的 。當年資訊科技雖沒現今發達，亦未有大數據的名詞，但用Excel、SPSS分析量化數據，及透過訪談、觀察等等理解學校狀況，對學校改進非常有用。

當年的協作是自發自主的，並不是教育政策的要求，也不是為應付教改課改而出現；大學與學校，都在安全的環境、平等互重的原則下，找出問題，訂立共同目標、部署策略、逐步推行、檢視成果、再反思改進。

這樣的協作，是有意思的，因為從數據中找問題是為了學校的改進，不是作競逐比併，也不是為應付監察，不找待罪羔羊，學校各持份者的共識就容易凝聚，改進的阻力與誤解都相對較少。後來教改課改的點子如潮湧至，改進都是為了「應付」，不再「憑證」了。

這段早期學校改進，並不如理論所述，跟策略計劃就可以成功。以凝聚校內共同目標而言，很多時都南轅北轍。舉一例：學校的公開試成績近年持續下降，這是事實，但當共同探究如何改進時，有認為要加補課時間，取消大量課外活動；有認為此舉剝奪學生其他學習體驗；有認為只因學生懶惰，沒什麼可做。

所以，學校的改進，不是有一條方程式，也不一定是全校所有人都動起來，讓多個小組自發的就問題找改善方法，效果可能更好。

2017.8.10 原文刊放於明報副刊〈教育心語〉

教極都唔明

龐永欣引用了一個教經濟學「規模效應」的例子，解釋教師透過一條「好或壞」的總結式提問，得出一個集體答案，是無意的洗腦，沒幫學生思考。

我也教經濟，初出道時也有類似經驗。自以為很熟悉學科的概念，援例恰當，在黑板上邊畫圖，邊落力講解，大聲提問：「當價格下降時，需求數量是否增加？」全班轟一聲的說「是」。

學生大約是第二組別，很專注，努力聽講，大抵經濟科與日常生活多點相關，又不太多背誦，都好像很易明白。我教時亦很有滿足感，自我感覺良好。

測考成績出來，過半不及格，才戳破了上課時的良好感覺。

我又更努力的教一遍，但成績也好不了多少。為什麼如此簡單的價格與需求數量關係，都答不到，怎會「教極都唔明」！

經歷了數次打擊，才嘗試尋找學習失效的問題何在？

學生原來是如此想的：現實上，當漢堡包價格下降，他不會多買包，會去買薯條。我們當然可以大駡學生學得差，需求定律的定義也搞不明，但這真是他們的想法和體驗，而且他們的腦袋要裝的、要記的也不少，不只得一條定律。

教師自己熟習概念，很有條理，問題都極富引導性，指向正確答案，也就以為教得好，夠暢順；其實不理解學生學習的難處，及如何把難點用更多方法演繹，讓學生用更多過程時間(process time) 思考。

類似上述需要澄清概念(concept clarification) 的教學，教師的引導確實重要，但如何幫學生思考及鞏固(anchor)  ，才是有效學習。

不過現在又走向另一極端，全要學生自看資料，上課只討論的「自主學習」，也不恰當。

2017.8.03  原文刊放於明報副刊〈教育心語〉

學校改進要對症下藥

屈指算來，參與了大學支援學的校改進工作已二十年，緣起於九七年，中文大學教育系領導同事的遠見，認為囿於大學內的教育理論，應與前線學校的工作結合，才能有利於學生學習及教師發展；同時，實踐的經驗，能回饋大學的教學，及創造新的學理知識。

我們就抱着這個信念，開展了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，有關學校改進的試驗計劃。及後因得到不同教育基金的撥款，也因而有機會在十多年內，以不同的形式及主題，帶着團隊，支援了超過四百多所學校。

最初的試驗，是引進了美國學者Henry Levin的躍進學校計劃，且非常認同其三個學校改進原則：目標一致、賦權承責及發揮所長。

這三個原則，說的是學校、機構或計劃能得以成功的要素，是整體而能持續的改進。但如何才能體現這些原則？於是就先要認識學校、理解校內持分者的能量及需要，才能就共同目標而制定策略。

為學校檢視情勢(stock-take) 就是重要的一步，以問卷作調查，與各持分者訪談，蹲校作觀察，建立友善的夥伴關係，並同時能為部份老師們提供一些到位的建議及方法等。這種支援及協作，是要友善、專業而有質素的，能對症下藥，不是有威嚇性及評比性的。

憶述這段早期，被稱為「學校醫生」的整體學校改進工作，是很滿足，但亦有感而發。因為近來很多學校的工作計劃及關注事項，都是千篇一律，人有我有，為應付由上而下的政策而做，不是針對校內教師能量及學生的切身需要而改進，旋風一過，又原地踏步。

2017.7.27  原文刊於明報副刊〈教育心語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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頒獎禮

這是我跟學生握手最多的一次頒獎典禮。

頒獎禮在上星期四的上午舉行，偌大的一個學校禮堂，前半部坐滿了得奬學生，後半部都是告假而來，見證孩子成就的家長，有些更要坐在隔壁課室看轉播，難怪要分初小及高小兩場。

頒獎禮分四節，沒有金盃、銀碟、奬狀、獎金，得獎的都只獲頒一粒粒用木製成、很精緻的星星，分別是語文之星、數理之星、體藝之星、及包括操行、服務、進步等的學校之星。期間穿插著學生表演、校園電視台製作的學校生活回顧、感恩頌讚大合唱等等，充滿朝氣活力。

每節上台領獎的學生都有近百人，同時由四位嘉賓頒獎，每位同學都可以獨自和嘉賓握手傾談，很親切，又由多位家長義工任攝影師，捕捉每一個笑臉。

我不知道獲獎的準則，但感覺學生都帶着微笑，逐一上台接獎，心內都是暖哄哄的，跟她們說句恭賀語，都大方地點頭，回句多謝。

這個頒獎禮，沒標榜誰是哪科的第一、二、三名，哪個得冠、亞、季軍，只說得獎的都是學校的星星，把自己名字貼上，回去掛在家中，是一種鼓勵、一個認同。六年後畢業，希望都能取得最高的二十四顆星星。

原來學校最重視學生的全人發展，深信孩子們都各有潛能，教師都渴望孩子備受肯定、又學會謙遜。所以在周年的頒獎禮中，亦把學校所秉持的核心價值體現出來。

在標榜爭勝，互相比併競逐、鬥過死去活來的所謂現實世界中，這一個另類頒獎禮，像一道清泉，賞心悅目。

謹向沙田圍呂明才小學薛校長及其教師團隊致意。

2017.7.20  原文刊於明報副刊〈教育心語〉

目標一致 賦權承責 發揮所長

兩個多月前，所住屋苑附近，沙田城門河畔的一幅，小小的公園休憩用地，突被地產發展商看上，向城規會申請改變土地用途，建立兩幢樓高33層的私樓。居民得悉，紛紛認為此申請若成功，將嚴重破壞城門河整體規劃，到河畔及公園踏單車、跑步、散步、乘涼、觀鳥、閒坐話家常等種種活動，都受到干擾，且會斬伐樹木，阻碍通風，影響交通。

居民無權無勢，亦無組識支持，只好分頭行事，有查找業權，改劃土地的法律依據；有往訪沙田核心城門河風景區規劃專家，理解其佈局：有走上街頭，爭取市民簽名反對；較年青的，立即發動網上聯署；又整理好理據，向有關方面反映；邀約傳媒深入探索改劃事件有否利益關係，並向立法會申訴；更發起了「守護城門河，捍衛休憩地」的河畔大遊行。

申請改劃事件的諮詢期，已提交了三千九百多封反對信；在短短的個多星期內，在雨中的街頭，收集簽名一千七百多個，網上聨署二千一百多個，發了一百一十一封有理有據、共七頁紙的反對申請信，給城規會委員，政府官員 、及各級議會議員、傳媒等；得到深入及廣泛的報導，上周日的大遊行，参加人數達二百人。

我是參與行動的其中一員，在此描述事件，是因為憶起二十年前開展的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計劃，推行學校改進，參考了美國學者Henry Levin的躍進學校計劃(Accelerated Schools Project) 內的三個原則: 目標一致(Unity of purpose) 、賦權承責(Empowerment coupled with responsibility) 及發揮所長(Building on strengths) ，在此事件中竟全面體現。

謹此向參與行動的鄰居朋友致意。

2017.7.12原文刊於明報副刊〈教育心語〉

打機學習法

上星期寫翻轉教室，教師朋友笑問我是否轉舦，推廣翻轉教室。

從不擁抱、也不抗拒任何教學方法，只要用得其所，學生能學到。只是不喜歡把某種教學策略，當作「什麼運動」一樣，大規模的、敲鑼打鼓的搞。

把優質的教學影片、以至任何學習材料，在上課前請學生做好準備，又讓他們多在課堂上就難題討論交鋒，教師從中引導、點撥、總結的學習方式，應沒有人會反對。可惜學生的學習能力、態度及狀況，學科的內容及特性，以至教師的教學能量，都有限制，未能如願，教學就要因應這些限制而設計，不能拘執。

欣賞葉丙成教授，不因他是翻轉教室推手，而是他不斷探討，可引發學生動機的教學策略，由魅力講解法，到增強課堂師生互動的挑戰式教學、轉而提倡翻轉教室、利用大量資訊科技軟件輔助學習，更進而迎合新一代年青學生，打手機遊戲是恆常習慣的特性，把學習內容與打機結合，變成充滿樂趣和挑戰的網上遊戲。

葉的成功，有很多因素。個人教學熱誠及投入是主因，與學生打成一片，能感動學生，而且對資訊科技有深厚認識，應用得揮灑自如。教的是電子工程系下的數學及物理科內容，是其二，因這些內容較能系统化、層遞化的組織，也就較能用挑戰難題的打機遊戲法。學生都是大學內的尖子精英，透過比併式的遊戲，贏得比賽的滿足與自豪感就是動力。

有點反思：談教學，都說以學生為中心，上述打機學習法應最能展示，但只隨學生喜好設計的學習，會衍生什麼其他效果？教育的價值和功能在哪呢？

 2017.7.6 原文刊於明報副刊〈教育心語〉